刘晓明
　　　  作为福建最大哲学学派的闽学，是中国封建意识形态走向成熟的标志。从闽学思想体系可以看出，以二程(北宋程颢和程颐)为代表的洛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思想体系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时间上却有一段距离，程颢于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逝世，程颐卒于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朱熹出生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在程颐死后20多年才出生。那么，闽学是如何从洛学发展起来的呢？如何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必读科目之书呢？这与三明三杰（杨时、罗从彦、朱熹）的功劳分不开。
　　　  闽学鼻祖——杨时
　　　  杨时（公元1044-1130年），字中立，号龟山，南剑西镛州龙池团（今属福建明溪县龙湖）人，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杨时听说河南二程在洛阳创立洛学，于是放弃从政机会，与游酢绕道颍昌（今河南许昌），拜程颢为师。程颢弟子很多，杨时却是少数被器重者之一。杨时离开颖昌时，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说：“吾道南矣”，可见在他身上寄托了传道东南的希望。杨时回到三明以后，积极传播理学，成为了理学南渡的始者。杨时在程颢过世后又转师程颐，亲自聆听程颐传学，并经常通过书信向其探讨理学方面的问题。
　　　  二程逝世后，为了弘扬洛学，杨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传播的责任，利用自己学者兼学官的条件，积极传播二程洛学；同时，著书立说，阐发二程思想学说。政和四年至宣和六年（1114-1124），他在东林书院（今无锡）讲学，宣扬洛学，后又搜集二程平时讲学问答，编成《二程粹言》。杨时被称为程门“四大高足”之一，后人颂扬杨时“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豫章）、李（延平）、考亭(朱熹)之绪者”。可以看出，杨时在推广二程理学，开创闽学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传播洛学，沟通了二程与朱熹的思想；二是为闽学的形成和成熟奠定了基础；三是为朱熹代表作《四书集注》成书提供了思想资料。
　　　  闽学承前启后者——罗从彦
　　　  罗从彦（公元1072-1135年），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出生在南沙剑州（今沙县），为杨时得意门生，从小就喜欢读研理学。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听说杨时得到河南二程的洛学真谛，羡慕不已，走路到萧山（今浙江杭州）拜见杨时。罗从彦学成回到沙县后在罗浮山择地建室，绝意仕进，终日端坐精思，研究伊洛渊源的理学。政和六年（1116年），朱熹的老师李侗拜罗从彦为师。但罗从彦和杨时在同年(1135年)去世,在传道的时间上, 罗与杨相比, 并不占优势，可他却被称为“闽学四贤”之一，其原因主要在于他在讲学地点占有优势。李侗向罗从彦拜师学习是北宋政和六年(1116)，而此时,载道南归的杨时,并不在福建,而是寓居毗陵(今无锡),就在这时,杨时创建了东林书院, 所以说, 杨时这时是在“倡道东南”,而向闽中传道的任务则落到罗从彦的肩上。所以我们现在在罗从彦祠堂内可以看到这么一副楹联：“豫章闽北无双士,道统南来第二家”。也就是说,罗从彦是杨时之后传道的第二人。罗从彦对闽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主要有：一是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二是在道德观方面，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三是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是由杨时首先提出来,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李延平集》卷三），“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由此可见，罗从彦对闽学的发展，起到上接程颢、程颐、杨时、下传李侗、朱熹的作用，是闽学的奠基人之一。
　　　  闽学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翁、晦庵，别号紫阳，担任过县主簿、枢密院编修、秘书郎等职，熹祖籍徽州婺源，生于福建尤溪，长于建瓯、崇安，讲学于八闽大地，死后葬于福建建阳。朱熹以其先辈思想资料为前提，艰苦自励，一生钻研，集诸学精华，建立了闽学的哲学体系。他改造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提出“太极理也”的新命学说，并以此为宇宙本体，展开了理的结构理论；发挥了二程以理为最高范畴的理本论哲学，视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原；改造了张载的气学理论，第一次系统论述了理气关系；进一步完善和论证了程颐和张载的心性思想和格物致知学说，建立了严整的认知论修养论。
　　　  闽学的社会价值，从历史上看，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庆元二年，判定朱学为伪学，朱熹被罢官出朝。但他死后第9年，宋宁宗所代表的统治集团深悟到朱学在维护封建秩序上有不可替代作用，于是勇作自我否定，在嘉定二年（1209年），追谥曰“文”，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朱熹的代表作《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便被尊为南宋官定教科书。理宗赵昀登基后，于宝庆三年（1228年）下诏，全面肯定了朱熹闽学“有补治道”的社会价值。到元明清时期，朱学“有补治道”的价值地位被统治者所认可，无不对之首肯和高扬。元代仁宗延佑年间，恢复科举制度，诏定朱熹《四书集注》为取仕标准；明太祖朱元璋开基第二年（1369年），诏定国家明取仕，以朱熹等宋代儒家“传注为宗”，称朱学如星斗丽乎天；清代康熙皇帝亲自为《朱子全书》作序，康熙称“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虽圣人复起，必不能逾也。”至此，一方面深刻维护了封建纲常制度，另一方面因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需求，提升了朱学的政治地位，闽学被送上空前绝后的顶峰地位。
　　　  综上所述，九百年前，明溪县杨时向二程学习学成归来，注定了三明与闽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杨时回到三明潜心研究和传播二程理学，沙县罗从彦潜心钻研理学20多年，“终得杨时不传之秘”，成为 “上传伊洛，下授延平”关键人物。罗从彦收南平李侗为门下弟子，李侗再传给尤溪的朱熹。这样，二程理学经历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代师承，朱熹集诸儒之大成，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上四人史称“闽学四贤”，除了李侗，均为今天的三明人氏，因此可以说三明是闽学的发祥地。
　　　  （责任编辑：王　 明）